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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提升公证文化

发布日期:2016年08月26日 16:41 访问人数:3982

来源:2016-08-26 龚征兴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不同的法律文化产生不同的法律,引导不同的行为,并进一步影响社会发展。公证文化是非诉讼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基础文化,更是其精神的核心构成。


 


 

  公证文化的内涵及其发展


(一)公证人创造力的智慧结晶,滋养公证人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恩格斯曾说:“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1]换言之,公证文化作为公证人由反复实践而获得积淀的经验与智慧,是认识公证的思维图式和“文明的工具”。


公证文化以民主政治、国家治理和市民社会发展为存续前提。它属于精神文化范畴,是人们对公证的一种价值评判与行为选择,包括认识、态度、评价、信仰、思想、期待和行为模式。它既是一种用文化眼光认识公证法现象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具有实体内容和对象化的文化结构,并且双方相互联系。更突出地,它是法律精神的产物并代表着一定的法律精神和一种可预见的法律行为后果。


公证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它依法客观、中立公平、身份平等、契约自由、诚实守信、遵守秩序和规则等理念以及人们的认同和遵从。它决定非诉讼与预防性社会普遍心理态势和行为模式;反过来,非诉讼与预防性社会普遍心理态势和行为模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公证文化。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第859页。



(二)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具有独特的运动和变革规律。公证文化与社会关系具有恒定性与普适性。人们通过一定的法律文化观点去认识公证制度。


以欧洲公证制度发展时期的罗马帝国灭亡之时为例,对古罗马遗留于被征服各省的法律文物,则认为有保留必要。12世纪罗马法复兴,意大利公证人以自己的地位与古罗马法院公证人相比拟,主张证书经其署名证明后,与罗马法上盖用官印文书同等效力,久而久之,这种思想为世人所赞同,成为公证人证书具有公文书之效力[1]的法律原则。


罗马法复兴前,因为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性,债权人取得执行权一律不以经过审理裁判程序为条件。罗马法复兴后,此项制度既与罗马法不合,又在法理上难以见容于世,但考虑沿袭时间长,且当时意大利商业发达,推崇尚简捷的诉讼程序,故未完全废除。这种主张在13世纪初即付诸施行,后流传于德、法、意、奥等国,至今犹有沿用者。[2]据记载,马赛的一个公证人在1245年这一年就办理了上千件商业单证的公证。有一个公证人在一天内就起草了60件公证文据。很多公证合同显然就是当代的标准合同。[3]


从大陆法系公证发展渊源来看,公证行业经历了数百年发展,规制完备,质量甚高,信誉卓著,公证文书价值颇受尊重。以德国为例,它的公证制度已有200多年历史,为该国公民信赖与接受,并在经济生活等众多领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同时,作为司法预防制度,德国公证建设与发展的成功做法及经验,已成为许多实行不同公证体制或进行公证体制改革的国家参照仿效的对象之一。以法国为例,人们对于私署文书可以用任何方法质疑、检验甚至诉讼,但对于公证文书则不应当有任何怀疑。如果当事人有确凿事实或法律依据对经过公证的文书表示疑义,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要求公证人加以检验,公证文书等于完整证据是天经地义之事。


中国古代公证历史可追溯到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当时规定典卖田宅应于二月内请求验契,盖上官府“大印”,即成为“红契”[4]。政府承认持“红契”者的产权,并对抗第三者。该制度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我国公证文化的雏形。受“重农抑商”政策影响,我国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公证法,亦未形成近代意义上的公证文化。即使北洋政府1931年发布《登记条例》,规定民商法律行为或事实、不动产权者、法人或其他民事商事团体者,经登记后有完全的公证力。但登记机构毕竟还不是名副其实的公证机构。1935年国民党政府以司法院名义公布《公证暂行规则》却未定施行日期。1943年以国民政府名义公布《公证法》实际上也未施行。


我国当代公证法规早于民法通则产生并逐渐形成发展。新中国成立前,哈尔滨市人民法院1946年开办公证业务。随后,在刚解放的沈阳、上海两市人民法院也相继开办。原只有几处的公证工作,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确定下来后,也逐渐开展起来,在保障经济建设的工作上起了一定作用。[5]经过公证后,就可以把合同中双方责任搞得更清楚,可以保证国家不受损失。[6]公证在民法通则产生前,“在保障公平交易、保障居民财产安全流转、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节约司法审判资源等方面发挥不可低估的作用,以公证自身特有的职能和方式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7] 1959年之后,特别“文革”,公证制度严重倒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公证文化才得到滋生和成长的土壤。随着1982年《公证暂行条例》的颁布及其23年的实施,尤以2005年《公证法》和2006年《公证程序规则》《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批复和指导意见的颁布实施为里程碑,公证实现由单纯办理涉外公证向涉外与国内公证并举、由民事公证为主向民事与经济公证并举、由简单证明向多样化法律服务的三大转变,公证文化逐步萌芽、形成并日趋发展。


然而当今,人们的公证意识还很淡薄,尤以经济不发达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为突出。公证制度未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人们还不够主动、积极地利用它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有关部门对公证书未给予应有重视,权利人依据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经常遇到障碍,公证预防纠纷的功能未充分体现。


       纵观历史,公证文化运动和变革规律是公证文化可以在更广泛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发挥社会作用,在不同社会形态条件下传承,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进行移植。公证文化发展史证明,一种公证文化或者其元素要持续有效地作用于一定社会结构并对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就必须符合人类社会一般理性与正义原则并能够满足人类社会实践发展需要,否则就必然被淘汰或替代。



[1]杨兆龙,《公证制度之探源》,《杨兆龙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25页。

[2]杨兆龙,《公证制度之探源》,《杨兆龙法学文集》,法律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26页。

[3]谢增松,《公证是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

[4]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公证制度讲义》,法律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4

[5] 董必武,《司法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195545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6] 董必武,《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1954518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7]周志扬,《公证工作发展有关问题研究》,《中国司法》2015年第12期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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